千姿百態的波蘭后現代主義教堂建筑

據說波蘭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建造了1000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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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射長的精力與能力很難完成這樣的“巨著”,所以以下內容來自:archdaily中國

近兩千年以來,歐洲建筑受到了天主教會的極大影響。在現代主義運動之前,幾乎沒有建筑形式不是源自教堂建筑。因此很難想象沒有哥特教堂的中世紀英國,或是沒有巴西利卡教堂的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會是什么樣子。但是在工業革命之后的經濟和人口快速增長情況下,基礎設施和住宅成為了文化的新象征,尤其是當這些建筑獲得了現代主義的簡潔表達方式之后。原本受到教堂制約的建筑行業開始慢慢轉變為社會經濟主導形式。當然,仍然有很多教堂建造,但是這種曾經定義了建筑的類型已經成為了少數派。至少當下看來是這種狀況。

但是令人驚奇的是,在二戰之后蘇聯的領導下,波蘭卻建造了比其他歐洲國家更多的教堂建筑。這些建筑主要建造于1980年代,當時的教堂既不受到官方支持也沒有被明令禁止,而是作為了冷戰環境中對政治訴求的一種表達。這些教堂的建造主要是為了挑戰當時受工人階級主導的蘇聯現代主義形式。在他們的研究《第七日的建筑》(Architecture of the VII Day)中,研究者 Kuba Snopek、Iza Cichońska 和 Karolina Popera 收集了大量關于波蘭教堂以及其相關環境的資料。這些教堂不僅僅編織并塑造了東歐的環境,同時也是社區和當地投資的共同努力的象征。因此它們成為了參與性設計在21世紀建筑圈流行起來很久之前的先例。

Snopek 和 Cichońska 從2014年就開始了他們的項目,當時他們還是莫斯科史翠卡學院(Streak Institute)的學生,而導師是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項目開始于2014年威尼斯雙年展的波蘭館設計。當時國家館的主題被庫哈斯定為“吸收現代性(Absorbing Modernity)” ,參與的國家需要將建筑的哲學和形式與幫助其形成的全球化環境相結合。

Snopek?說,“我們希望了解波蘭發生的方方面面,雖然它們看起來非常普通:我們的樓房不像莫斯科的那么大,摩天樓也沒有紐約的那么高。”本來當他和朋友來到波蘭的時候都要放棄了,但是500米后他看到了第一座波蘭教堂。經過結構研究后,有兩件事很快浮出水面:“這里有很多教堂,有全歐洲最多的現代教堂,”Snopek 說,“但是波蘭人甚至都不正眼看它們,它們已經和景觀融為一體了。”雖然他和?Cichońska 最終沒能贏得雙年展的參展資格,但是它們決定繼續關于教堂的研究,因為這非常必要,于是便同?Karolina Popera 一起繼續了這一項目。

研究的題目《第七日的建筑》意味著冷戰時期波蘭教堂建筑的特征。這些教堂的手工藝性質與蘇聯現代主義工業化相對立,而現代工業的標志就是每周六天的勞動。在進行該項目的研究時,研究者分析了大量1950年代赫魯曉夫時期工業化的蘇聯教堂建筑,它們代表了鐵幕政治后的工作形態和生活,盡管冷戰時期后一周五天工作比一周六天更加盛行,但一開始很長的工作時間便界定了星期天的活動十分重要,而教堂便是這一天活動的視覺體現。“《第七日的建筑》,”Snopek 說,“無關于蘇聯的工業和住房,而是關乎純凈、功能化的工業建筑所缺失的那一部分。”

波蘭是如何成為歐洲建立教堂最多的國家的

盡管建立新的宗教建筑的計劃在二戰之后就以展開,Snopek 發現1950年代的大多數作品都屬于戰后重建的項目,和之后數十年間的發展沒有關系。絕大多數新教堂都是在50年代斯大林統治之后歐洲共產主義更加自由時期的開始的。直到第二次梵蒂岡大會(Vatican II)一次開展于1962到1965年的關于天主教教堂的座談會時,教堂和現代世界間的關系才得以改革,建設工程也隨即立刻展開。這次座談會對于教堂建筑及宗教禱告儀式的變遷具有著深遠的影響,大眾社會得以利用自己國家的建筑語言進行建造活動,而不僅僅是正統的拉丁方式,牧師在教堂中也必須要面對教區的居民們。Snopek 認為這次會議改變了正統教堂建筑的統治,創造了強調社區的建筑,布局也更加“圓形化和劇場化”。

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位于克拉科夫(Kraków)最東邊的?Nowa Huta?區域。這塊城市區域在1940年曾經作為工業部分進行開發,讓工人階級進入城市。Nowa Huta 被設計成為了理想的斯大林式城市布局,Snopek 將其描述為“就像是從蘇聯中提取了烏拉爾地區并放置在了波蘭的土地上”。而在50年代的自由運動之后,示威者們上街抗議,希望能在這座典型的現代化無神論城市中增加一座教堂。于是1957年出現了一座由?Zbigniew Solawa 設計的教堂。但是因為之后立刻經歷了60年代的大衰退(以及那次關于教堂的座談會),設計最終經歷了?Wojciech Pietrzyk 的顛覆式改變后于1977年得以實現。最終當地的大主教,后來成為羅馬教皇保羅二世的?Karol Wojtyla 認為這座教堂是非常神圣的,并且將這座教堂積極地用作了反共產主義的宣傳工具。

在1980年代,波蘭建造了超過1000座教堂。Snopek 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兩個因素:“第一個原因是以為一位毫無宗教信仰的共產主義人士成為了天主教堂的領袖,第二個原因是因為隨即而來的波蘭團結工會(Solidarity)的抗議活動,使該政權喪失了其合法性。當工人們開始反對‘工人政權’的時候,這一政權就開始不再運轉了。”

非常諷刺的是,教區的居民們把建造教堂當做是一種反對政府的方式,但是政府卻允許他們建造教堂,因為這樣人們就不會再去抗議。換言之,建造教堂符合兩者的利益。因此,毫不意外地,教堂建造的速度與建造過程中的抗議活動水平呈反比。

波蘭教堂和“哥特后現代主義”的出現

波蘭有著救援的天主教傳統,因此即使在共產主義的統治下也非常需要宗教空間。并且根據?Snopek 的觀點,“對于今天和80年代之前,教堂都是屬于禱告者們的精神空間,但是在當時的波蘭,教堂是一個文化場所,可以提供社區感和物理上的保護。”盡管自身沒有宗教信仰,Snopek 仍然能回想起90年代在教堂里觀看展覽和獨立電影的場景。“它成為了一個文化場所。”

但是教堂的設計卻更加關心精神上的聯系,或者說它們設計的時候就考慮到其中的空間在暫時成為社區中心后仍會有一天回歸最初的用途。在共產主義的統治下,全波蘭只有一家關于建筑的媒體,大多數建筑方面的知識都來源于零散的書籍之中。而在當時的建筑雜志?Architektura?中,整個1980年代就報道了兩座宗教建筑,而?Snopek 相信這兩座建筑的靈感來源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拉美現代主義建筑以及劇院建筑。而這些建筑經常在雜志上進行報道。

設計教堂的建筑師們非常鐘情于后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Snopek 認為他們受到了磯崎新(Arata Isozaki)和日本80年代建筑的影響,特別體現在一座位于弗羅茨瓦夫(Wroc?aw),由?Wojciech Jarz?bek、Jan Matkowski 和 Waclaw Hryniewicz?設計的建筑之中。盡管當地的建筑師十分喜愛先鋒的建筑形式和材料,但是波蘭政府在放任式尊重宗教建筑的同時還是依據蘇聯的要求限制了建設材料和機器的進口。因此,一些教堂的建設是在私下中進行的,材料的供給和建設的速度也與各地教區每周的捐款息息相關。雖然在蘇聯的統治之下,牧師們也可以聯系當地的手工藝者。這些手工藝者們在工業化之后待業已久,因此愿意利用中世紀的砌磚技巧幫助教堂的建設。Snopek 將這種融合式的設計及建設過程稱之為“哥特后現代主義(Gothic Postmodernism)”。

教區居民主要負責選擇教堂的設計。其中的很多建筑師十分年輕(二、三十歲),并將后現代主義看作是團結工會運動和波蘭人民的目標。所以盡管后現代主義形式在美國和西歐飽受嚴格現代主義的質疑,在歐洲卻成為了更大政治訴求的一部分。擁抱這種建筑形式的過程也代表了波蘭社會對于在宗教等活動中新的選擇的需要,并且也標志了蘇聯現代主義已經遭受的失敗。

《第七日的建筑》與當代世界參與性城市設計的關聯

對于《第七日的建筑》的目標,Snopek 表示第一階段是在位于位于華沙的國家民族博物館中進行展覽,同時也建造一個波蘭語網站上進行展示,其中包括了地圖、照片、論文以及建筑師、教區巨門和建造者的歷史故事。波蘭政府支持該項目的方式是將幫助他們的三人團隊以及其他25位編輯出版一本關于這些教堂的指南。項目同時也在?Instagram?和?Tumblr?上進行了展示。在現在的研究中,后現代主義與中世紀的建筑聯系了起來,正在被學者和建筑師們重新評價,Snopek 發現大家對這一潮流重新產生了興趣,希望讓這些波蘭教堂得到更多的公共展示。“現在是展示我們豐富遺產的時刻,”他說,“展示出曾經70、80、90年代在波蘭流行的建筑潮流。”

因為這些教堂之前從沒有被研究與收集過,數據分析也出現了一些有趣的結果。例如地圖上的視覺效果就可以告訴我們關于這些教堂在什么地方,什么時候,為什么會被建造。Snopek 舉出了一些例子:“從70年代開始就沒有教堂建造在德國的邊界附近,因為波蘭政府不知道西方世界會不會重新劃定這條界限,”“1980年代教堂主要建造在鄉下,而90年代大多數教堂建造在城市的近郊,這是因為城市的建設帶動了城市周邊工業的發展;”以及,“你可以看到波蘭地圖上的劃分,在19世紀,波蘭地圖上有三個國家,而這三個地區上的城市化是完全不同的。普魯士區域上有很多城市教堂,而奧地利區域上主要是城郊,教堂也體現了這一點。”

波蘭的教堂建設從來沒有停止過,但是從90年代開始就急劇衰落。這可能是因為隨著波蘭成功獨立成為一個國家,“教堂作為文化中心”的作用也成功完成了它的使命,這也空間也就沒那么必要了。隨著社會變得更加自由,建造教堂的建筑師們也更加自由了,Snopek 認為他們開始變得越來越“隨心所欲”。除了一些小的教堂項目,絕大多數90年代完成的教堂都是大型國家天主教堂。這些建筑具有宏偉而成熟的宗教和民族形式,但是也開始具有了商業建筑建造手法上的拼貼效果,缺少暗中建造時的那種活力,不再像80年代建造的那些教堂。通過在蘇聯式的千篇一律中強調個人效果,其中一些教堂鮮明地表達出了如何在建筑中表達社會情感的同事提出政治訴求。

建筑、政治以及社會活動的結合使得《第七日的建筑》和波蘭教堂成為了當代類似建筑話語的先例。而2016年威尼斯建筑雙年展的策展人,今年的普利茲克獎獲得者亞歷杭德羅·阿拉維納(Alejandro Aravena)最近也表示希望建筑師關注“職業的質量,而非把職業當做是一種慈善(professional quality, not professional charity)”。他說:“如果你認為你在各行各業都能成為一把好手,那么就試試看解決現有的問題。問題越復雜,就越需要一種綜合的能力。”阿拉維納特別希望那些意識到這一問題的人們嘗試去解決這些問題。這種方式經常被稱之為“參與式設計”,他表示:“問題的起點每個人都知道,城市中的安全、污染、隔離、擁堵等問題,你每天的生活都在面對它們。因此你應當嘗試通過設計來提供可能的解決。”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導致東歐共產主義的衰亡,但是波蘭的教堂通過自身將公眾聯合在了一起,讓建筑成為了社會變革的標志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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